三教文化
时间：2020-03-13 13:22 来源：普德大庙 作者：普德大庙
三教一般指儒释道。儒释道，儒指的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 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中亚、东南亚等地区；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 因悉达多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道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神仙家依据《道德经》（即《老子》）《南华经》（即《庄子》）而长期演变创立的道教， 是中国本土宗教。儒释道为古代中国最早的世界文化视野范围观，以释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圈，是大中华文化圈范围外众多外来文化中离中华最近，接触最早的文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地球也如同一个小村落，更多优秀的文化呈现在世人前，取长以补短，万物以冲和，方为中华之真精神，世人之福气。
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直到元明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在后汉初期，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得以在中华大地渗透普及。这期间，相距了数百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弘明集·道安传》里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了四百余年才开始真正被中国人接受，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当时华夏在文化上极为自信，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曹魏、蜀汉、东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那时的佛教还是胡人的宗教。但是也有少量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后赵建武元年，经佛图澄劝化，后赵正式允许汉人出家，从此佛教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及日后的北朝逐步在中原普及，甚至影响南朝。
经过五胡乱华后，中原基本已经佛化，南有梁武帝下诏合道事佛，就连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炼，也要在道馆两旁各修青坛和佛塔一座，以表两教双修，死后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殓，陪葬器物。
一般说来在这时期扬佛教抑儒道的风气相当浓烈。活跃于东晋至刘宋时的宗炳认为佛典宣说的思想无论较儒家的 《五经》，还是道家的 《老子 》 、《庄子》 ， 都更为精妙。其 《明佛论》 说:彼佛经也， 包五典之德， 深加远大之实; 含 《老 》 、《庄》之虚，而重增皆空之尽。高言实理， 肃焉感神。其映如日， 其清如风， 非圣谁说乎?
这是说佛经不但涵摄儒书、 道典的优点， 而且还远较二家更为殊胜。正是居于此， 魏晋南北朝的崇佛者又称释迦牟尼为 “众圣之王， 四生之首” 、 为“大圣” 。这种独崇佛教、 贬抑儒、 道的态度在梁武帝身上达到顶峰。他在《敕舍道事佛》 一文中， 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 道二教都斥为邪教， 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 舍邪归正:
老子、 周公、 孔子等， 虽是如来弟子， 而为化既邪， 止是世间之善， 不能隔凡成圣。公卿、 百官、 侯王、 宗室， 宜反伪就真， 舍邪归正。
虽然佛教很早就传入，然只在少数信奉者范围内流传。这样前后经历了约五百余年的时间。在各种因缘的配合下，渐次坐大，各类佛学思潮不断涌现。迨至隋唐时代，已进入实质性的综合创新时期，佛教佛学，一并繁荣。不独在所有外来宗教中首屈一指，而且与本土的儒、道二教相比，亦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乃有问鼎思想以至政治地位的资本：
一是在思想界，主张将儒、道二教排列在自己后面。如智颉(538—597)《维摩诘经玄疏》引《造立天地经》云：宝应声闻菩萨示号伏羲，以上皇之道来化此国。又引《清净法行经》说：摩诃迦叶应生震旦，示名老子，设无为之教，外以治国；修神仙之术，内以治身 ……光净童子，名日仲尼，为赴机缘，亦游此土，文行诫信，定《礼》删《诗》，垂裕后昆，种种诸教。
智颚引用这两部伪经，贬低孔子、老子，甚至连创作八卦的伏羲也不放过，意在显示佛教在思想领域的实力，反客为主的意图是极为明显的。再像三论宗的吉藏(549～623)在其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也认为儒、道二教皆为“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至于唐代撰写《广弘明集》的道宣(596～667)在其《归正篇》的序言中，更是宣称：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唯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故夸门学日盈，无国不仰其风；教义聿修，有识皆参其席。彼孔老者，名位同俗，不异常人，祖述先王，自无教训，何得比佛以相抗乎?……是以知天上天下，惟佛为尊。
这种昂扬的自信源于佛教徒文化自信心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佛教也非常重视人才素质的培养与提高，重视培养大量人才的结果就是涌现大量的人才，之后是各大宗派的相继崛起，隋代的天台宗、唐初的三论宗、法相宗、则天武后时的华严宗、开元年间的密教、唐末的禅宗等，人才辈出，大部头的佛学专著也不断问世。
虽然，此一时期僧尼的人数并不很多，终唐一世，大抵徘徊在全国总人口的1%左右，但因为多数僧尼的文化素养奇高，其影响力却非同小可，连唐太宗也不敢漠视，尽管他基本上不信佛教，但也不得不承认佛教潜在势力的雄厚，如在贞观11年(637)的一则诏书中说：
佛教之兴，基于西域。爰自东汉，方被中国。……暨乎近世，崇信滋深。……始波涌于闾里，终风靡于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光，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滋累代。
此种说法决不是一般的虚拟之词，而是有事实基础的。以隋代为例，“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译经八十二部。”这些数据虽有夸大之嫌，但隋朝二帝的兴佛功行已不难想见。同时，佛教义学的研究也相当繁荣。隋末唐初的战争使寺院和僧人均有所损，但佛教的根基并未动摇，唐太宗的感叹不是空穴来风。至于间里民众的虔诚信仰，更是佛教流风不堕的社会基础。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也有如此描述：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材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 至于“风靡于朝廷”的见证，也同样可以在唐代的佛教的故实中找到，比如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数次上书请除去佛教，当其疏交付群臣详议时，大臣多袒护佛教，支持傅奕的，不过太仆卿张道源一人。连太子李建成、李元吉都为佛教说情，可见佛教在朝廷中的影响程度。
这是佛教问鼎政治地位的又一资本。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唐初佛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对朝廷“道先佛后”的政策提出异议，从而引发佛、道两教之间政治上的“排座次”之争。虽屡遭失败，却也说明佛教既然已从原先依附于儒、道二教的阴影中走出，转变为与道教的矛盾，其势力又如日中天，自然不甘心于在三教中叨陪末座。
与此同时，佛教还处处主张与道教划清界线，此与魏晋时期高僧多以老庄诠释佛教，比如僧肇著论，即盛引老庄的情形，真有霄壤之别。
佛、道二教的门户之见，虽初起于道安时代，如名士习凿齿《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中说：“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意指道安(312--385)视道家不过是“方中驰骋”而已，没有佛家的境界高远。但当时并未出现相互诋毁的现象，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友善的，相互取资，亦复不少。隋唐以降，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其进击性日趋强烈。因此，急于与道教分河饮水，为坐上三教领袖地位而扫除障碍。所以能在佛学领域里开出一片新天地来。而道教则没有儒家和佛教中的保持本教醇正的思潮。所以道教思想中，有不少其他的思想，而逐渐失去其本身之正。正是如此道教常被二教鄙视、奚落，以至于让当时的世人产生了看佛书，以后可以不用再看道教经书的思想。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 释、 道三教论争几大主题进行逐一梳理。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以佛教东传为契机， 中、 印两大古老文明第一次在文化思想层面上相遇并展开激烈的交锋。由于印度文明以宗教出世主义为导向的文化对中国以现世主义为中心的伦理本位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因此中国人在初次遭遇这种异质文化冲击时的确感到心灵的巨大震撼。这无疑是中国文化遭遇的首次挑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中华文明在应对印度文明主动挑战的过程中， 对佛教采取的开放、 接纳、 改造的系列姿态， 使得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社会的特殊土壤而做出适度的修改， 从而最终造就了极富思想创造性的中国佛教。公元十二世纪之后， 佛教在印度由于种种原因而绝迹， 中国反而代之而起成为宣播佛教的主要中心之一。就中国文化来看， 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 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为中国人提供了来世、轮回、地狱等抽象能力， 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 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 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 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 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意义。
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能不向当时占有支配地位的儒家靠拢，并在哲学思想上依附于“老”“庄”和玄学。三国时期，大批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译经、传教的工作，这为以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北朝时，由于佛教受到帝王的信仰和重视，印度佛教经过改造以后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逐渐在民间扎下根来，并取得重要的发展，至隋唐时代达到了鼎盛，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的宗派和学派，并传播到了我国邻近的国家。
在印度佛教未传入之前，儒学占有显著的地位。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为图调合儒、道的矛盾，不断地援儒、道入佛，论证三教的一致性。例如，在我国最早编译的《四十二章经》中就已掺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内容，该经一方面宣传小乘佛教的无我、无常和四谛、八正道，但同时也杂有“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以及“以礼从人”等等的儒家道德行为规范。由于“三教一致”、“儒释一家”的渲染，在社会风气上也蒙受影响，相传南北朝的傅翁头戴“儒冠”，身穿“僧衣”，脚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表示“三教一家”。另外，传说中的“虎溪三笑”（名士陶渊明、僧人释慧远、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的会见）也成为后人的美谈。
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互相靠拢、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情况；但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三家之间的争论有时表现得很激烈，震动朝野，甚至发生流血的事件。其荦荦大者有：在南朝宋文帝时的儒家与佛教之间有关因果报应之争；齐梁之间的神灭、神不灭之争；宋末齐初之间的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夷夏问题之辩；在北朝时由于佛、道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二次废佛法难事件，以及北齐文宣帝时展开的佛、道之间的倾轧，导致灭道的举措和元朝时对道教的毁经灭藏。
隋开皇年间的三教辩论大会；大业时令沙门、道士致敬王者而引发的斗争；唐武德年间的儒道联合反对佛教的斗争；贞观时的释、道先后之争；高宗时的多次佛、道大辩论；高宗、武后和中宗时的“老子化胡说”之争；唐中后期多次举行的佛、道大辩论；武宗时的灭佛；韩愈等儒者的反佛、道思想等等。
在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涌现大量本土宗门，不少僧人常常把佛教的思想比附儒、道，为此撰写了不少宣传中国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在僧侣队伍中还出现了很多“孝僧”、“儒僧”等等。中国的佛教宗派是在摄取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道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天台宗把止观学说与儒家的心性论调和起来，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力修内丹”的修炼方法也引进了佛教。华严宗五祖宗密不仅认为禅、教一致，还进而认为儒、释同源。他写道：“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华严原人论》）。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它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将老庄的自然主义哲学、儒家心性学说都融入自己的禅学中去。从菩提达摩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老子“静观其道”、“静心致远”的思想痕迹；从慧能的“能所俱泯”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的“物我两忘”的哲学思想。
在佛教理论方面，汉传佛教融汇了中国儒道文化的要素，成功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东汉时期佛教初传，为了让中国人能看懂佛典、理解其中义理，当时的译经者采取道家、儒家和阴阳家等学说的词汇与概念，来解释印度佛教经典中的名词及思想，此谓格义佛教。格义佛教虽然会造成对佛教教义的曲解，却是文化传播的必由之路，对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具有重大意义。两晋时期，一些僧人受玄学学派启发，力求融会贯通佛学义理，他们只求意达而不拘泥于文字，于是佛教般若学依附玄学而得以兴盛。他们既是中国汉传佛教独立理解佛法、建构本土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也是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智慧的深入发展。此后汉传佛教的各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等一直将中国儒家道家的心性论、伦理观等融摄到佛法中，有力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华严宗宗密进而致力于“五戒”与“五常”的融合、佛道和孝道的融合等，将汉传佛教融合儒释道的智慧推到一个高峰。明朝末年，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蕅益智旭“四大高僧”继续力倡三教融合。充分中国化的汉传佛教融合了儒道思想后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认为中国某些时期是“佛教的时代”(the Buddhist Age)或者说是“中国思想和信仰印度化”的时代(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ese Thought and Belief)；信仰印度化是中国之大不幸；“印度不费一兵一卒就在文化上轻易征服并统治了中国2000年。"(Hu shih, former Ambassador of China to USA, “India conquered and dominated China culturally for 20 centuries without ever having to send a single solider across her border.”)胡适在一篇题为《印度吾师》的文章中就这样说：“中国花了一千年才逐渐走出印度对中国的文化征服，并取得某些程度的文化独立和思想上的文艺复兴。”所然有些夸大，但也可以从则面看出某些时期佛教的影响力。
《道家道教与中土佛教初期经义发展》、《道家道教影响下的佛教经籍》，中通过对三教讲论的具体考察，指出三教归一之旨，三教融合，这已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明，尤其是晚明，三教合一的思想更成一代思潮蔚为风气。关于明代三教合一思想的研究，中外学者已有部分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明代思想研究》、《明末宗教思想研究》二书中，专以管志道、林兆恩、屠隆三人为个案，考察明末儒、佛、道三教的调和思想。而岛田虔次更是通过对晚明士大夫生活与意识的勾勒，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人生活的部分渗透。柳存仁著有《明儒与道教》、《王阳明与佛道二教》等文，比较系统地厘清了明儒与佛、道二教之关系。而李焯然对明代著名学者焦的三教观所作的个案分析，无疑更有助于理解晚明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人心。
儒、释、道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先后宗教化了，由儒、释、道各自的学说、哲理演变成一种宗教理论，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在谈儒、释、道文化时，必然与儒、释、道三教相联系，由于这种文化的宗教化长达千百年的历史，谈其文化时，无法从其宗教学说中割裂开来。所以，历史上都习惯地称为三教文化。事实上把任何一种学说和哲理绝对化，把其操作实践形式化，那么这种学说和哲理最终就会宗教化。现在讲的宗教含意和古代称的儒、释、道三教并不完全相同。宗教一词来自佛教，佛教中以释迦牟尼所说的内容为教，以其弟子所说的内容为宗。教大于宗，教是主干，宗是教的分派和分枝，合起来就称为宗教。所以，佛教所称的宗教，是指佛教的学说和理论。现在用的“宗教”概念来自西方文化的名词，英文中“宗教”一词为“religion”，“religion”的意义远比佛教称谓的宗教内涵广泛得多。“religion”是指相信和崇拜超自然上帝的存在，相信人的灵魂不灭并受上帝的支配。
中国历史上所称的儒、释、道三教和“religion”是不相同的，它主要是指儒、释、道的学说理论体系，名为教，实为家。按“religion”的词意，儒、释、道三家称为宗教是不完全对应的。但以其社会功用来看，把三家称为三教也未尝不可。正如任继愈在论证儒教是宗教时所提出的：“我认为宗教不是一个模式。有的宗教以创世的说法表达上帝的存在，如基督教、犹太教，这只是许多宗教中的一种，并非所有的宗教都宣传上帝创造世界。佛教不讲上帝创世说，认为世界是由四大构成的，但没有任何理由说佛教不是宗教。用基督教的模式作为衡量一切宗教的标准，在方法上不科学；这就像以西方人的身高、肤色作为‘人’的标准一样。看一种宗教是否成其为宗教，应当从其内在的因素，即从本质上考察。……中国的宗教表现的形式较细致，不那么粗糙简单。……儒教就是在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一种宗教。”由于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历史上所称的三教和王重阳主张的三教合一，都要从学说哲理上来理解，而不能只从宗教的形式上去讲究。
历史发展
三教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三教文化的差异与三教文化创始人的学说传承、认识方法、适用对象、目的追求不同而密切相关。所以，形成了三教不同的文化体系。由于它的不同和差异，三教文化在其融合中经历了不可避免的冲突、曲折和情感折磨。这种磨合过程中，各家都以自己的理论、认识和习惯为其标准，用来衡量并责求对方之理论、认识和习惯，这样不免造成各说各优，各称各强，甚至互相吹毛求疵，以致达到互相戕害的程度。儒道二家根植于中土，从创立到汉唐，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实际的冲突主要发生在儒道二家与佛家之间。
从西汉到西晋，佛教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道家衍变成名符其实的道教。这一时期三教各自完善其体系，三家还处于互不熟悉的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儒家处于独尊的主导地位。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站住了脚根并得到发展，道教也完成了整顿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打破了儒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三教鼎立之势。
隋唐时期，三教的冲突趋于缓和，三教融合的风气更为盛行，尤其唐代三教共举和鼓励的政策,使三教融合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唐太宗不但进一步神化孔子，而且崇道奖佛，封孔子为先圣，诏令各州县建立孔子庙。表明唐太宗所推崇的“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宋代三教合一之潮更为深入，三教在理论上进行融合，三家都互相向对方靠拢，互相渗透，互相融化。北宋的道士陈抟是由儒入道，精通佛理，他的<无极图>和内丹理论，就是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宋代三教融合的另一重要标志，是儒家吸收了佛道二家文化，创立了以儒为主，兼熔释、道文化于一炉的理学体系。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自道家的传承，用易理和道家的术语来阐述宇宙生成的理论。
金、元时期，三教文化的融合，从理论上的融化，到实践上的操作，直到公开创立三教合一的全真道出现，使历史上的三教文化，从融合、融化到合一，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明、清两代虽然佛道衰微，但历代三教融合的思潮有增无减，其特点不是体现在正统的或官方的三教代表人物方面，却是渗透到民间信仰中。
任何一门宗教的理论，都是由一种学说、哲理演化而来的。一千多年的儒、释、道合一之趋势，使三教文化不断发展和深化，不断地认识和接受。从撞击冲突到融合融化，再发展到汇成三教合一的大潮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基本过程。这种三教合一的大潮流盛行数百年后，这个影响从近代、当代的各界人士身上都可看到。
近代的佛学大师（如印光、弘一、虚云等）在讲解佛教经典时，经常援引儒、道学说为之解释。实际上不独三教人士具有三教合一思想，世人的生活、言谈举止中都渗透着三教合一的气息。三教合一思潮波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同样影响极深。
三教合一
王重阳的全真道，公开打出三教合一的旗帜，建了一批以三教合一为特征的教团，如：“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这些教团都公开以三教合一为内容，这是千百年来儒、释、道文化大融合的教派形式的体现。王重阳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以三教合一为宗旨的全真道，这不能不说是王重阳的胆识和远见。
全真道把三教经典共同传习和诵念，把三教的修持方法融会贯通而应用。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对后世的道教影响极大，好多著名的道教人士，大多继承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主张，并都极力论证儒、释、道三教的同源一致性。
元初江南全真道的代表人物李道纯，继承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认为“儒释道三教，名殊理不殊”。他论证三教，虽名词各异，意旨同一。达到穷理尽性之境界，完善和发展了王重阳三教合一的内丹修炼理论。
李道纯三教合一的“守中”思想，在明朝尹真人高弟著的<性命圭旨>中得到继承，“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
明代的张三丰也吸收了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亦倡导三教同一之说，明时官方把张三丰也归入全真一派。张三丰对三教合一的理论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只有正邪之分，没有三教之异，所谓儒、释、道三教只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创始人的表达各异，其所指相同，“牟尼、孔、老皆名曰道”。劝善渡化，其功一致，“修己利人，其趋一也”。
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从创全真道到现在，影响一直存在，数百年间，传承不断，著名人物还有，伍守阳、柳华阳、沈常敬、刘一明、黄守中等，他们的理论都师承全真道的三教融合之说，或以儒阐道、或佛道互用，总之都源自王重阳的三教合一的开放思想。另一方面，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在明、清两代，渗透到民间宗教中去，什么黄天教、红阳教、圆顿教、三一教、真空教等，其思想根源和理论主张不能不说受到王重阳三教合一的影响回顾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从创立到官方认可，再到思想文化影响的深入，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最重要最艰难的是人们认识的心理障碍。
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的全真道问世，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应当把它作为世界文化大融合的一部分来看待，不能只局限于道教的改革范围。从传统文化的融合来看，它是一次文化思想融合开放的转折。王重阳的三教合一思想，打破了千百年来儒释道狭隘的门户之见，把遮羞布下的文化认同心理，经王重阳三教合一思想、理论、实践的公开而廓清，这不能不说是文化融合史上的一个壮举。
三教互补
佛教最初在印度产生，但由于印度教的制约，使佛教在印度没有发展的空间，最终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与儒家、道家、礼教、道教联系在一起，又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这就是中国儒、释、道的融合过程。中国儒、释、道的融合基本上是自然转化的状态，是宗教对话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佛教面对人的环境而变化，能够适应文化的需求、适应人的需求。佛教有内在发展的活力，就是因为面对人的整体性，面对不同的文化，能够产生不同的融合。
宗教对话是很重要的。宗教对话既包括宗教之间的对话，也包括宗教自身的对话。中国宗教则从不传教，中国可以接受外来宗教，只注重这种外来宗教是否是“善的宗教”，这是儒道所形成的中国宗教特质。
中国传统可能提供化解西方宗教差异的最好模式——从儒释道的融合中寻找方法，超越历史恩怨，消除宗教对立的可能性。正如儒释道可以看作同源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可以看作是同源的，它们之间也应当并且可能进行对话。
中国儒释道的发展为西方宗教提供了宗教认同的模式。西方宗教与中国宗教还要进行更深层次的相互对话、相互学习。在中国历史上，以儒教为国教、以佛教、道教为两翼，三教互补，各得其所，大道并行不悖。此是中国宗教界的优良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在香港，有六宗教联席会议，表现出宗教界团结合作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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